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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去解放广场干什么?!”售票员瞪大眼睛朝我喊。他的声音沙哑,牙齿黑黄,不用猜也是个粗俗的老烟民。

我的阿拉伯语极为蹩脚,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大概不经意间碰到了阿拉伯人的禁忌。阿弥陀佛,千万别找我麻烦。阿门!真主!!

售票员举起双手,做成机关枪的样子,对着我“扫射”。我被弄得莫名其妙,想着还是赶紧从车窗纵身一跃,还能死得勇猛和壮烈些。

“没事,他开玩笑呢。”正当我坐立不安的时候,旁边一名银发光亮的老人家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,“他刚才的意思是,解放广场连个厕所都没有,而且他们有枪,很危险。”

嘿!这老头挺有意思的。我心想,旁边还有个免费翻译,说不定能写篇短文什么的。所以就有了接下来的对话。

他叫卡德尔(Abdel Kader),今年55岁。每天工作10个小时,月收入800磅(是埃及磅!也就是人民币800块吧)。

“不错啊,人公务员才只有500磅呢。”我打趣道。

“不错?!”他又瞪大眼睛对我吼,“我有8个孩子呢!”

哦,那还挺悲剧的。我心想。“加上他和妻子,一共10人。”翻译老先生补充道,“妻子没工作。”我露出无奈的表情,想借机感叹下人生之不易。

“你今天得给我100磅!”他过来一把抓住我的书包。我赶紧朝后退,心想还是跳下去吧。

“他又在开玩笑呢。”翻译说。算了,我一介书生不跟这种粗人聊了。所以乘新乘客上来他去卖票的时候转头跟翻译老先生聊了起来。老先生头发油光倍亮,一看就是有教养的人。果然,先生说他是Doctor,30年医龄。

售票员又走了过来。这回是对我指指点点。不过,他伸手给了我根烟点上。看样子你是把我当朋友,要跟我促膝长谈了。

 

自然,我最关心的话题还是埃及革命。说实话,这几天在埃及,我对革命的看法愈发糊涂。来前去剑桥听了一个埃及革命的讲座,听得我热血沸腾。但跟他一聊,就发现高手还是在民间。

“什么革命不革命,只是穆巴拉克垮台了而已!”翻译一边翻,我的问题就一边涌。“一月份革命,年轻人好样的!”他接着说,“但仅此而已。旧体制还在那儿,而且一个人一个想法,今天的埃及已经不如之前团结了。”

“那些残余势力用5美金一人去解放广场制造混乱。”他说得我瘆得慌。不过再转念一想,干这个比在国内做五毛赚得多了。有机会建议建议⋯⋯“对了,周一就选举了,你会去吗?”我问。

“当然!”老先生嘶哑的嗓音又高了起来,“我投票给年轻人,不是旧体制里的old men。”通过翻译,我觉得这名售票员还真挺有思想的。

“那你这次去革命了吗?”我又问。

“没有时间。我不住开罗(翻译说距市中心50公里处),每天要上班,哪来时间。但我支持这些广场上的孩子!”

又一站到了,售票员扭头去忙了。同时,一名黑人乘客起身下车。他走前跟我握手告别,然后说“I’m from South Sudan”(我是南苏丹人)。

 

“感谢神赐予我这一切。”售票员又走过来了,“不过我对现在还挺满意的。每天有面包吃,从来不吃药!”说到这,他作出强壮的肌肉男状。可那黝黑的皮肤里,随处可见的只有皱纹,不见肌肉。

我竖起大拇指,想着信神的好处还挺多。他又抽出一根烟,放在唇间。

“你每天抽多少根烟啊?”我问。

“24根。”他说。医生翻译抿了一下嘴,作无奈状。“有时候50根。”我和医生都震惊了。

“那你每个月就那么点钱,抽烟就要花掉多少啊?”我问。

他有点不好意思,模模糊糊地说了些什么,大意是香烟有助他时刻保持清醒云云。

“对了,你是韩国人吗?”他问。

“不,中国人。”我答。

“沁(阿拉伯语中国人的读音),沁!”他边说边竖起大拇指。

“哦?你喜欢中国吗?”

“当然!”他说,“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!”

我被他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倒是又想给政府建议建议别到纽约去做什么大广告了,这里才是咱们软实力的土壤啊。“那为什么呢?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这里到处都是中国货,样样便宜!”他有些激动,再补充句“样样便宜!中国正在制造一切!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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倪伟峰

倪伟峰

30篇文章 10年前更新

财新传媒驻伦敦记者。电子邮件:weifengni@caixin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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