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诞节前，我在一个酒会上遇到了几名外交事务的观察家。他们当中有记者，有前外交官，还有智库研究人员。因为首相卡梅伦前不久刚从中国访问回来，因此我们的开场话题便是如此。

“你们中国人怎么看卡梅伦访华呢？”这位前外交官问道。我看他的问法有些特别，所以就反问“你怎么看呢？”老先生眯了口红酒，直言不讳，“太让人尴尬了。”他说，“比如卡梅伦的访问，引来的确是《环球时报》的讥讽。” 

老先生对首相的批评和许多英国媒体一样，认为这届政府为了拿到商业大单，对中国曲意逢迎。民间机构发表声明，呼吁卡梅伦扮演政治家（statesman），而非推销员（salesman）的角色；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文章称，英国“过于卖力了。” 

卡梅伦回国后，中国官媒《环球时报》那句“（英国）是一个欧洲老牌国家，适合旅游和留学，有几支好球队”更是让英国人感到无地自容。我虽不认同这种自大的嘲讽，但也无法挑出这句话中的事实性错误。

然而，这句评论却给英国人带来了不少反思。评论认为，在政治影响力不断退却的同时，惨淡的经济前景，让这个老牌帝国不情愿地放下自己引以为豪的“英国价值”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种变化不仅让许多英国人感到不适，也让一些中国媒体感到无所适从。 

上世纪初，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是伦敦议会辩论的重要议题。英国下议院至今还保存着当时《英国议会议事录》外交政策辩论的档案（如1923年2月16日、1932年3月8日、1935年10月23日）。当时，英国议员们对自己国家的认识是，“英国需要将世界引向正确的道路，维护世界和平”。“若英国未能这样做，则辜负了国家的历史。”其中一名议员指出。 

二战前，英国一直是西方国家中重要的“大国”（great power）。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中，也有英国的汗马功劳。这在诸如联合国（UN）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、世界银行（World Bank）、北约（NATO）、英联邦（Commonwealth）等中均有体现。英国外交部（FCO）与英国财政部国际司在设定国际政治议程和维护世界道德中，一直扮演重要角色。

二战后，英国的这一自我认知一直未变。“英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…本质上是道德（moral）。”名为杰克逊的议员在1964年12月16日的一场辩论中强调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（Henry Kissinger）也曾评价英国“极度的道德耐力”是“全球平衡中一个坚持不懈的力量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前工党首相布莱尔（Tony Blair）推行的“第三条道路”进一步强调英国的价值与道德。当然，今天回头再看那场伊拉克战争，效果适得其反；但这背后的那套价值叙述，恰是这个国家对自己在世界上扮演角色的重申。

“也因此，英国人很难理解，为何现任联合政府（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）会对时常以负面形象出现的中国如此逢迎。”旁边的那位智库研究人员指出，“卡梅伦担心英国无法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，而民众则担忧，自己国家引以为豪的道德角色不在了。”

（注：图片来源：http://pic.caixin.com/blog/Mon_1401/1388615138_RDnwGQ.jpg）